形象化文字的特色自然在構筑形象。中國的古詩絕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寥寥二十個字，就把一幅天地之間萬籟無聲、幽靜寒冷、惟漁翁遺世而獨立的畫面描繪得栩栩如生。當真是“含不盡之意寓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寓于言外“，既是漢語的特點，也是漢語的追求。所以漢語文字沒有西方拼音文字那種嚴格的語法規則。就以西方哲學的核心詞being來說，在印歐語系中主語與謂語之間一定要用being連接，但是漢語卻沒有必要使用“是”。漢語中的“是”可以被很多其他的詞語取代的。尤其在古漢語當中，系詞是在西漢之后才有的，但經常會被省略掉。學過文言文的朋友知道，在古漢語中，名詞直接用作動詞是一個普遍的用法，名詞也可直接充當謂語，中間不必出現系詞“是”。例：“荀卿，趙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還原成現代漢語就是一個直接判斷句式：“荀卿是趙國人”。但沒有系詞“是”，絲毫不影響語意表達，反而顯得簡潔。這放在西方拼音文字中是絕對不可以的。系詞作為西方語言和思維的前提條件，是一種預先的標準。沒有了系詞，語言就不稱其為語言，思維就會因無序而混亂。只有系詞對主語謂語的連接，整個拼語文字才會形成一套邏輯自顯自明的語言。但這種自顯于邏輯當中的語言，是中國古代哲人們不喜歡的。并不是說中國語言就不能如西方語言那般進行邏輯推理和論述，先秦名家公孫龍的“名實論”已涉論到西方哲學中的共相問題，墨家也已發展出準形式邏輯論述。但這些在古代哲人們眼里都不是通向智慧的道路，反而會妨礙智慧的領悟。莊子在《齊物論》中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思辯是無意義的：“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其意說：百家爭鳴的眾人卻爭辯不休而相互夸耀以自勝。所以說這樣的辯者只能是各執一詞，只見己之是，不見已之非的片面性。那么什么才是通往智慧的道路呢？莊子接著說:“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意思就是說：“誰能知道那在語言之外的思辯，不去聲揚的道呢？若是能夠懂得這樣的道，這就稱得上是大自然的倉庫了。這種府庫，注入多少東西都不會盈滿，取出多少東西也不會枯竭，而且不知道它的源流來自何處，這就叫做隱藏起來的光明。”“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就是中國古人智慧思維中的”邏各斯（邏輯）“，但是此”邏輯“不體現在語言文字當中，而是直接體現在人“心”中。中國的禪宗甚至稱：“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此心是指”認識心“，需要開悟之后而抵達”智慧心“。開悟的過程就是邏輯思維運用的過程，而語言文字，只是用于啟迪此“心”從“認識心”抵達“智慧心”的工具。《老子》，全書只約有五千字，西方哲學任何一派哲學的導論都要比它長。如果按西方哲學的論述方式，此書擴成五萬字、十萬字都沒有問題。但讀過《老子》一書的人，想必沒有人會反對，這五千字已經把老子哲學的全體深邃而完整地論述清楚了。“含不盡之意寓于言外“——語言不要言盡，要給思考留出空間，這是中國的語言追求，無論是藝術上還是哲學上，無不貫徹這一追求。所以中國的哲學之意義，是要在語言之外體現的。一個中國的哲人，能夠在智慧的道路上走多遠？就看他能被啟發的悟性即邏輯性有多高？禪宗神秀慧能爭六祖之位。神秀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如果按西方哲學展開論述，此論斷為“身心二元論”；慧能立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其中惹塵埃”。如果按西方哲學展開論述，此論斷為“心之場論！”不用長篇大論，雙方的哲學觀點已經表達清楚。比之精密的論述，中國人更接受這樣的啟示性語言。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也是中國哲學的特點。 3中國哲學能走西方哲學的路嗎？ 西方現代哲學在語言中的沉浸更深，語言哲學業已成為研究一切哲學問題的方法論基礎。分析哲學家達米特稱：“哲學的出發點是對我們思想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所謂思想哲學 (philosophy of thought)乃是其他一切哲學的基礎”；而“思想哲學只有憑借語言哲學才能進行探究”。中國哲學如果走這樣的路是走不通的。西方哲學在語言分析的路上已經走了兩千多年，積累了豐厚無比的理論知識。中國哲學如果也學著語言分析，無疑是邯鄲學步，反而丟失了自己的特色與使命。
中國哲學的特色是什么？當代西方學者郝大維(David L. Hall)與安樂哲（Roger T. Ames）通過中西哲學的比較論述，認為雙方是“理性（或邏輯）秩序”與“審美秩序”之間的差別；郝、安認為西方傳統哲學以追求理性秩序為其首要特征，而中國古典哲學以考慮審美秩序為其優先性。安樂哲認為：“審美秩序”是包容性的（inclusive）和非化約論的（non-reductionistic），它同時具有情感和理性的維度；它強調情感的維度，但并不排斥理性的維度。“理性秩序”則不一樣，它要么排斥（exclude）情感和審美，要么就是降低其對理性的重要性。在“理性秩序”那里，情感和審美是不可信的，因而是微不足道的，是應該加以摒棄的東西。美學可以作為一種超驗的最高哲學精神存在嗎？其實在西方哲學中尼采就曾經認為美學可以取代上帝在形而上學中的地位的。尼采看到了西方宗教信仰在科學的崛起中衰落，從而喊出了“上帝已死”。對尼采而言，上帝已死寓示著本質上否定生命的基督教倫理會被一種肯定生命的哲學所取代。而在人類的核心價值問題上，尼采認為美學最有希望替代宗教，成為新的價值基礎。中國哲學就是一種肯定生命的哲學，是一種以美學為內核的哲學。莊子稱“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游》”天地之美、四時之法、萬物成理都是在中國古代哲學同一主題當中。這種哲學必將肯定生命，啟迪人生。中國哲學的啟迪實際上有兩次中斷，一次是《易經》的啟迪，產生了諸子百家，但中斷于秦的王權統治；一次是“王陽明心學”的啟迪，喚醒普通百姓的內圣精神，但中斷于滿清統治。所以中國哲學對中國人的啟迪作用尚未完成。今天，我們仍需要堅持完成這一啟迪，讓苦苦掙扎于信仰沙漠，功利塞心的國人，得到一捧智慧的泉水，洗滌心靈，明心見性，從新構筑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家園。
